古人如何养老——详解生理照顾与心理慰藉兼顾的古代养老制度

进入新世纪以来，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加快，2020 年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将超过20%，中国在不知不觉中已步入老龄化社会，养老问题也越来越为社会所关注，成为 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。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文明的大国，敬老尊贤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和优良传统，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漫长的历史文明发展过程中，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养老思想和制度。

古代养老总体上呈现多元并举的格局。古代社会基本组织单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，家庭地位重要、家庭观念强。老人是家庭的重要成员，年轻时养家糊口、养育子女，年老时，子女理应承担赡养义务。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关系社会，基层社会以祠堂、宗庙和伦理等因素将每个家庭及成员集合在一起，形成一个体现家族宗亲、邻里乡亲关系的小型社会保障系统。古代统治者也利用"人君养老" 制度，履行"最大家长"职责，体现统治者的仁政与惠施。

一、古代养老制度的变迁

以敬老养老为主体的孝道伦理观念在中国有着久远的传统。从新石器时代开始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，先民从事的农业经济特别注重经验的积累和指导，老年人虽然丧失了一定的劳动力，却正好能够提供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，指导农业生产，从而得到全社会的尊敬，敬老养老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古代社会的美德和风尚。

关于养老的礼仪，《礼记·王制》记载：:"凡养老，有虞氏以燕礼，夏后氏以飨礼，殷人以食礼，周人修而兼用之。凡五十养于乡，六十养于国，七十养于学，达于诸侯。"可见商周时期，老人按不同的年龄和身份享受不一样的饮食、礼制待遇。

进入封建社会后，统治者认识到只有采取怀柔之术治理天下，才能长治久安。因此从汉朝开始，统治者便极为重视孝的作用，在全社会推行王杖制度和"举孝廉"制度，提高老年人的地位，保障老年人的生活，在全社会推行孝道，教化百姓。

到了封建社会鼎盛阶段———唐宋时期，政府开始重视精神养老和开办养老机构，号召对老人进行"色养"，倡导恭敬、孝顺父母，满足父母的所有意愿，让父母拥有一个开心、温馨的老年生活。这时孝子的标准是"乐其心，不违其志，乐其耳目，安其寝处，以其饮食忠养之"；唐代政府开办养老机构"悲田养病坊"，开创了中国社会养老之先河。

明清时期政府提倡家庭养老，并为家庭养老创造条件，规定"七十岁以上老民，许有一子侍养，并免除其差役"，还大力发展诸如养老院等养老机构，来赡养无家可归、无人可依的孤寡老人，以推进社会养老。康熙和乾隆都曾举办"千叟宴"，体现了皇帝对于老年人的尊重，做出了良好的示范。

二、确定老年法定年龄的标准

人类衰老的主要表现是机体结构和功能的衰退，因此老人由于气血两衰、身体虚弱的缘故必须得到他人的照顾。除了家庭照顾这种最常见的照顾方式之外，国家也会对老人尤其是以鳏寡孤独为核心的老人进行必要的照顾。这种国家保障形式在古代社会主要体现为土地收授制度和赋役免除，以及国家赈济过程中的一些优惠政策。老年的标准越低，则意味着享受蠲免待遇的人数越多。

儒家经典《礼记》对老年的标准进行过界定。"五十曰艾，服官政。六十曰耆，指使。七十曰老，而传。八十、九十曰耄。期年曰悼"，也就是把五十岁当成年老的界限。考虑到古人的平均寿命，这种界定还是比较科学的。

以法定老年年龄为出发点，历代对于编户的赋役年限时段也趋向于减小。北魏、北齐等少数民族政权平民的赋役年限多则五十余年，少则四十年；这一时期也是历史上平民徭役最沉重的时期。隋唐时期开始规定半丁不服正役，役龄进一步降低，直至到了四十九岁就不用服赋役，这充分说明隋唐之后，养老保障制度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。

三、生理照顾与心理慰藉兼顾

唐朝为了更好实施养老政策与制度，设立了专门的职官和人员从事养老工作。

在老人的生理方面，唐朝开始通过赏赐衣帛钱粮等生活物资，解决老人的衣食之忧；设立官方专门的养老机构，对鳏、寡、孤等无人赡养的老人收养，赐予拐杖以助行；实施养疾之政，问病施药；助葬祭祀；减免老人税役，甚至也减免一定数目子孙的徭役以养老。

在老人心理慰藉方面，通过赏赐爵位、垂询存问、定期举行乡饮酒礼以及见官不趋等形式，提高老人的地位，选用有德才的老人发挥余热，从事参政督议、传道授业、村社管理和敦化民风等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。让他们在老有所养的同时，老有所为。

古代的"王杖制度"是国家层面尊老养老的一个很好的例子。这个制度的主要内容是：朝廷赐予 70 岁以上老人王杖，持有王杖的老人社会地位与基层官员相当；并可以免除其家人的部分赋役。王杖的主人享有可以出入官府、可以在驰道旁道行走、有罪从轻处罚等一些特权。持有王杖的60 岁以上鳏寡老人，种田免租，市卖免税，可以在市中开店卖酒；对侮辱王杖主人者严加惩处。这项制度着重精神层面优待老人，可谓中国最早的"老年人保护法"。

四、正面引导和惩戒不孝兼施

集中反映养老伦理思想的《孝经》，经过历代王朝不断培育与强化，成为养老的总伦理。"凡理国家者，必先务本而后末，务本莫过于孝。"所以养老政策与制度在先秦基本确立后，经后世不断调整补充，越来越完善，呈现出少有的一致性和连贯性。

"孝"为六行之首，"百善孝为先"。只有严惩不孝之人和不孝之事，才能保证养老制度和措施的落实。"不孝"在古代一直是重罪，不孝罪的种类很多，包括辱骂祖父母及父母；祖父母及父母没死就吵着分家分财产；赡养不周到；父母刚刚亡故，就结婚嫁人或搞娱乐活动等等，覆盖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历代对"不孝"行为除了道德舆论的谴责外，还制定了法律进行惩戒。不赡养老人、虐待遗弃老人的"不孝"行为，在汉朝可处"弃市"，在唐朝可处"绞刑"，最轻的清朝也会处以徒刑。为了解制约和打击那些不顾父母死活，一心只想分家独过的不肖子孙，《唐律疏议》规定"诸祖父母、父母在，而子孙别籍、异财者，徒三年。"这种现在看来不太合理的法律，其制定的目的也是要去制约那些"不孝"行为，让老人有一个安乐的晚年。

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忠孝一体，所以子女告发自己的长辈，妻子告发自己的丈夫，即便罪行属实，也要判处告发者两年徒刑;如果罪行不实，则要加上诬告罪予以重罚。这也是古代"为亲者隐""为尊者隐"的伦理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。

五、古代养老制度的不足

中国古代养老思想与制度的发展和实践，对于树立中华民族尊老爱老的优良传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甚至掩盖了尖锐的阶级矛盾，使得封建社会得以长足稳定的发展。

但是这种养老制度毕竟是封建社会皇权体制下的产物，很大程度上是皇权的恩惠。这种养老制度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养老政策变迁，巩固其江山社稷所使用的一种惠民政策。它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施舍的意味，其本质还是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。

正因为是"恩赐"，所以不论是在制度形成早期的先秦时期，还是在制度日渐规范的封建社会，官办养老设立的门槛都是很高的。能够进入官办养老机构的年龄下限基本都在七十岁，在生产力水平低下、医疗条件落后的古代，"人生七十古来稀"，能够活到这个"门槛"的人还是不多的，这意味着能够有机会享受这种惠民政策的人也就不可能非常普遍。而有机会被赐"王杖"、享受特权的老人更是少之又少。所以， 作为一种制度, 它在实践中没有普及的可能性。

古代养老制度得以沿袭下来，很大一个原因是封建宗法制度造成的。古代宗族的族长往往是由老人担任，他有权管理家族的各项事务，包括财产支配权，具有至高无上的经济地位。古代的年轻人很难做到经济上的独立。因此在古代的家庭经济关系中，年轻人是依赖老人的，是要受到老人的约束和管理的，也就很难出现不孝子孙。因此，与其说是封建统治者给了老人养老的良好的养老环境，还不如说是封建宗法制赋予了老人更多的养老资本。

六、古代养老智慧的启示

从古代养老的分析可以看出，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，也是养老主体。古代倡导"孝"，就是为家庭养老提供重要保障。国家在提倡"孝"道的价值观念驱动下，通过提供物质条件、制定法律条款来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，并尝试在精神层面优待老人，弥补了家庭养老在人力和财力上的不足。

家庭养老和国家养老的各种措施重在"体养"，不仅是对老人的生存赡养方面。历朝历代还非常重视"色养"，也就是对老年人精神方面的照顾。始于周朝的赐"鸠杖"制度、乡饮酒礼制度、赏赐官爵制度、垂询存问制度等，都是着眼于老人的心理需要，让他们在身体上得到良好的"体养"，在精神上得到满足。兼顾身体和精神两方面赡养老人，不正是我们现在创建和谐社会需要做的吗？

中国社会属于典型的"前喻文化"社会，晚辈们向长辈们学习是我们的传统。在这种文化影响下，老人们的生产和社会经验就是宝贵的财富。发挥不同老人的不同长处，让他们发挥余热，既可以充实晚年生活，又可以实现自身价值，在精神和心理上得到安慰，更能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同。

中国古代养老思想与制度既有道德层面的教化作用，又有制度层面的惩治规定，其所蕴含的核心是孝道伦理及敬老养老的孝道行为。

孝道文化始终是社会生活中具有基础地位的价值观念，具有突出的精神价值和社会功效。感悟祖先的价值观念、教化今人的德行修养，当今社会可以借鉴古代养老之长，弥补现代养老之短，完善现有的养老体制，真正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、造福于全体国民的养老制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