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地养老？老龄化来袭，农村老人该如何应对？

而如今，这些老人大部分也正面临着人生中最重大的问题—养老。

可以说，“6070老人”身上集中体现了，当前农村最为紧迫的养老需求，最为突出的养老矛盾，最为沉重的养老负担。而在时代巨变后，这些农村老人们又如何在利用土地成为自己“老有所养”的依靠呢？

缺少支持，养老成为困境

“6070老人”可以说是“上有老下有小”的典型。他们的父代基本处于半失能或失能状态，他们的养老需求有限，其养老安排也多由后者按照传统方式加以照料，并辅以国家发放的津贴。

“6070老人”的子代，多已进城谋生，逐渐融入到了城市工业制度中，其自身的养老压力尚未完全显现。一方面是父代和自身沉重紧迫的养老负担，另一方面是无法从子代获得在地养老支持。“6070老人”的老年危机正逐步逼近。

养老保障，本质上是代际之间的资源交换，这一交换具有延时性，因此，需要以一定的文化制度作为中介。在中国传统社会，这一功能由“孝文化（孝道）”提供。当前时期，传统“孝道”逐渐坍塌，而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能完整覆盖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。

经由传统孝道的维系，“6070老人”尚能履行对其父代（“80老人”）的孝亲责任。而在“6070老人”与子代之间，传统孝道的作用有限，即是说，履行对父代的孝亲责任，不能“转化为”子代的孝亲责任。

同时，城市生活背景为子代提供了更高的经济社会地位，在新型“养老”制度建构中，子代占据着经济和文化的双重优势。失去了经济和道德优势的老人很难在亲子体系中掌握主动权，同时也无法从子女那里得到足够的养老支持。

“6070老人”面临着这样的难题：面对父代，他们要依照传统孝道安排，对其尽孝；面对子代，他们又失去了传统孝道的凭借，需要重新规划自身“养老”安排。在这两方面之间，又是愈发紧迫的自身养老需求。

当然对于这类老人，并非没有相应的措施。然而，“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模式”显然是涵括城乡的体系建设目标。那么，对于农村来说，什么是“居家”呢？相应的社会服务支持网络由谁提供？他们的家属支持如何提供？等等，这些问题农村又显然与城市不同。

可以说，“6070老人”用一根断裂的扁担，维系着三代人的社会关系，他们承担着双重养老压力。那么，面对这样的双重危机，“6070老人”是否只能坐以待毙？成为被时代抛弃的一代？

积极转变思维，强化土地养老

土地是农民的根本，土地权利是最重要的农民权利，这一点，无需赘言。而对于农村老年人而言，土地更是养老不可或缺的支柱之一，土地制度改革的原则和内容，与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困难和处境息息相关。

在许多研究中，农村老年人似乎只是一群等待社会或家庭救济的人，被冠之以被动、依赖的刻板印象。对他们的描述，使得人们只是想起了“失能”“孤独”“依赖子女”。

事实上，面对养老压力，农村老年人并非听天由命、逆来顺受，而是发挥能动性，重新规划，积极组织自身的养老安排。农村老年人积极通过土地自发流转的方式获得养老支持，补充制度化养老保障的不足。

同时，农村老人进一步为子女的城市生活提供支持和理解，创造性地维系和设计与子代之间的关系。进而维系了传统的代际关系，为未来的“传统”家庭养老提供了保障。

“一手抓土地，一手抓儿子”就是“6070 老人”的现实选择，土地收入的货币化被低估。农村老年人往往将种地与副业相结合，获得的收益基本能维持生活，甚至还略有结余。

而且如今土地流转政策的推行也给了农村老人“以地养老”得更多可能。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可以选择将土地进行流转，所得到的收益用来支撑自己的生活，不仅减少了子辈的养老支出，还增加了土地的利用率。

“农村发展”不再被简单视作农村的现代化和资本化。而是转向通过多部门协同，共同解决经济发展、贫困和生计维持等问题的社会再平衡过程。

这一认识强调了政策制定的灵活性和广泛性。主张运用一种多机构、跨部门共同协作的方式来共同促进农村社会发展，把传统上被忽视的乡村群体利益置于优先的位置，将焦点集中于老百姓身上。

但是为了推进这一新型“农村”，不能全靠老年人自救。还急需深入了解农村老年人当前的养老处境和需求，急需建设完善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社会保障体系。

注重社会保障，积极提供福利

土地流转对农村老人养老至关重要。在推动大规模土地流转的过程中，要重视土地对于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作用，并出台相关的辅助政策，更好地维护老人的利益，防止他们成为土地市场化流转中的利益受损者。

第一，重视土地养老保障功能的差异性原则。在土地养老保障功能强弱的问题上，要考虑群体的差异性，区别看待。既要把代际分工结构下的父代与子代区分开，又要把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区分开。

一是两代农民工对土地流转的看法存在代际差异，农一代更看重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，“新生代农民工”更注重土地的经济增值功能和产权完善。二是能动的“6070 老人”更看重土地的自我养老功能，依赖的“80 老人”更在意土地转出获得的租金。

因此，有必要以年龄为依据，将农村老年人划分为不同的群体，专门研究针对不同年龄段农村老年人实行不同的土地养老政策。只有“对症下药”，才能切实解决掉养老这个问题。

第二，避免阶层固化原则。因此，应该呼吁土地制度的决策部门在进行制度设计时，要重视不同阶层的农民利益保护，兼顾贫弱阶层向上流动的利益诉求，确保没有农民因为土地市场化流转而利益受损，进而做到保障效果的最优解。

第三，兼顾公平原则。在考虑如何通过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，应将效率延伸至公平，注重对土地流转过程中，处于不利地位农户的权益保护，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和社会保障措施，保障低收入农户在土地市场化流转过程中的利益。

此外，养老政策也要分区域对症下药。在欠发达的传统农业区，还没有条件将社会保障从土地上剥离，那里的土地制度安排则要以公平为主；发达地区基本达到了土地规模经营的条件，其土地制度安排可以优先提高效率。

建立农民退休制度，发扬家庭养老

农民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，理应享受与城镇职工一样的退

休待遇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农业税的缴纳、户籍制度、就业制度为国家工业化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而且，足够的社会养老金对于个体生活预期的影响是直接的。它能够帮助农村老年人顺利完成生命历程中的角色转换，增强其改变传统生活预期的个人主动性和实际能力。

一方面，通过增进个体的社会适应性，使个体的生活预期符合既定社会结构与历史时间的要求。比如，按照社会认可的规范、价值，做出适当有尊严的安排，为个体购买社会化服务体系做好经济等方面的准备。

另一方面，通过增进个体的发展，使个人具备发挥能动作用、改变原有生活预期、生命轨迹的可能。比如，培养农村老年人不依赖子女的独立人格，与子女维持一种互为尊重、平等的互动关系。

建立土地和农民养老保障的有效衔接机制，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：一是探索土地从家庭养老走向自我养老再到社会养老的整合机制。二是建立土地权利退出与“农民退休”的关联机制。三是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原则。

而要做到这些，离不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。需要逐渐剥离土地保障功能，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，这也是“全民参保计划”的内在要求。

近年来，人们也越来越发现，家庭养老在养老服务供给体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不仅能增强家庭发展能力，还能完善与修复家庭功能，维护与重建家庭养老的功能成为社会政策的重要目标。

家庭养老作为一种存在的文化模式农村养老政策的发展，具有一定的稳定性。所以，要通过价值观教育和优秀文化传统的弘扬来建设中华美德，促进农村家庭养老的健康发展，让“一手抓土地，一手抓儿子”的农村老人值得期待。

小结

面对养老问题，要认识和尊重不同同期群的特殊养老处境，要入境问俗、量体裁衣地制定农村养老政策。土地无疑是农村老年人重要的养老保障手段，土地更是农村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