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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自买房的女人们:买房比随便找个人嫁好得多

楼道里特别黑北京养老公寓,安妮的手指轻点着楼梯扶手,扶手褪了色掉了漆,手指稍微用力就会被硌着有些刺痛。最令她不安的是楼下突然传来的走路声,尤其是沉默的、脚步轻缓的,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

这是安妮第一次租房子,上世纪60年代的老楼,在武汉的庆祥里。从前的户主陆续搬出去后,三室一厅、四室一厅都被改造成了小单间,三家人共用一个防盗门。房间隔音很差、门锁也没有一把像样的……提心吊胆地住着,安妮动了买房的心思。

安妮只是女性购房大军中的一员。某房产服务平台发布的《2019年女性安居报告》显示,北上广深等12个一、二线城市中,46.7%的购房者是女性。

新《婚姻法》规定,婚前房产属于个人财产,这些女性买房故事与安全感有关,也是自我实现的投射。

租房的烦恼

2009年,安妮大学毕业考进事业单位。那时,武汉还没有通地铁,租住的地方,她首先考虑是通勤时间,庆祥里这处租房步行到单位只有600米,房租600元,占掉工资的五分之一,已是她能接受的上限。

半个多世纪的老房子,肉眼可见的破旧。房间的墙很薄,她能听到隔壁电视放送的节目,邻居们的谈笑吵架声。每个房间的厨房只有两平方米,冷不丁转身,蟑螂老鼠就在眼前窜过。

安妮爸爸不放心,来看女儿时把房间的锁芯换了,房东打不开她的门。于是接下来两年的许多个夜晚,安妮都在等房东领来的看房客。

房东一直想把房子卖了,但要价高,银行又不愿对房龄30年以上的房子放贷款,就一直拉锯着没卖成。

那时武汉的房价不算高,安妮的同学在二环买的房子5800元/平米,月供一千多元,不比租房贵多少。

工作第一年,安妮回县城老家过年时,和父母提了买房的想法。她手头的积蓄不多,如果父母能支持她出首付,她来还贷款,买房计划就会顺利许多。

没想到,她的想法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,“女孩子买什么房子,没结婚就租房,结了婚就住老公的” 。家里亲戚也劝安妮,“租房过一辈子完全可行,老了回家养老。”

在安妮的老家,年轻人多数去了外地,二手房几乎无人问津。亲戚将房子租给陪读家长,五年没有涨过一分钱。这使得安妮的父母坚信,买房不着急,眼下更没必要。

安妮决心靠自己。但没等攒够首付款,房东就把房子卖出去了,她一周内必须要搬走。安妮赶紧联系中介,中介回说,房东可以退一部分房租,搬家期限不能改。

最糟心的是,中介手头也没有闲置的房源。第二天上班,安妮同事纷纷帮她出主意,打听了一圈,只有一个临时工因为要回老家,空出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。领导看她困窘,提出单位有个房子今年刚粉刷,一个月租金800元。

安妮像抓住了救命稻草。那间房子在顶楼8楼,早年分房时没有人愿意挑选,所以剩了下来。房间还在通风,三面白墙,家电家具一应俱无。因为属于国有资产,不能自己改造或装修。

相比原来的老楼,这里楼道有灯,也配备了监控摄像头。但楼层实在太高,安妮每次提溜重一点的东西,都要爬三层歇一次。

有一年冬天的晚上,老鼠咬破塑料纱窗,钻进了安妮的房间。整晚,她都不敢关灯,屏气凝神地听着“吱吱”的响动,判断老鼠的位置,距离自己的远近,不知不觉睡着了。

城市人的焦虑

上学时,安妮一直憧憬租一间向阳的房子,阳台宽敞,种上花花草草,就像安妮宝贝小说里写的那样。

但工作后她发现,房子不好找,条件好的租金很高,隔几年还要噌噌上涨。她租的单位房子,每三四年按市场价评估一次,租金从800元/月上涨到1500元/月。武汉的房价,并不像家人们想的止步不前。

安妮大学时在报社实习,记者们几乎每天都在讨论房子。有人在内环内买了一套,打算再买,父母不同意,他劝道,“现在来看1千块钱很多,是老家普通人一个月工资,20年后,可能只够吃一顿像样的饭菜。”

安妮也这样劝过爸妈,磨破嘴皮子却收效甚微。房租逐年增加,她的焦虑是父母在小城里未曾体会过的。

安妮在体制内工作,拿的是固定工资,也不方便兼职,打定主意买房后,省钱成了她的生活常态。

当期杂志20元,迟一个月只要5元;以前安妮很喜欢读纸质书,搬一次家要打包200多本,现在她都是在书店倚靠着书架把书读完。

上学时花父母的钱,每次去化妆品店都要“尝新”,洗面奶、沐浴露同时买三四种换着用,很多没用完就过期了。开始省钱以后,“不把洗面奶用到空瓶绝不换”。

2012年冬天,安妮回老家过年,亲戚的女儿换了新款的iPhone手机,外壳镶嵌着银光闪闪的装饰品。大家围坐在沙发上看电视,安妮羞于掏出机龄三年,掉了漆的塞班手机。

她忍不住陷入自我怀疑,过得这么“委屈”值不值得。

但看看购房群里热烈的讨论,她又不觉得孤独了,甚至有“一丝骄傲”。

群里有个姑娘,比她小一岁,在武汉做文员,“大龄未婚”住在哥哥家,每个周末都去看房。她买得起的,哥哥看不上,哥哥看得上的,她又嫌太远了。僵持了几个月,她执意买下核心地段高层公寓里正对电梯门的小房间。

看到女孩买完房一个人躲到江边哭,安妮很受触动。“父母、嫂子都劝她早点嫁人,但买房要比随便找个人嫁好得多”。

2015年,工作6年的安妮终于攒够20万首付款,在同事陪同下看了十多套房子。每次看房,她都像去赶一次会议——一进门,就掏出笔记本仔仔细细地记下每一处房屋信息。

那年各个大城市的房价都在疯涨。从北上广回来的年轻人成了购房主力,他们下手果断,看过一两次就交付定金。

最终,安妮在同事的建议下购入靠近三环、配套成熟的学区房。那是一个“月光盘”,买入时只剩下20套。

“安全感”

身为“外地人”,孙萌总有一种漂泊感,似乎买房才能终结这种状态。

2012年,她大学毕业后留京,在一家事业单位做法务。眼见着在北京买了房的同事,状态明显更松弛,不太纠结要不要退守老家,或是到了年纪该相亲之类的问题。

她也想要个自己的房子。拿定买房主意后,她固定从每月9千元的工资里拿出6千转给母亲,帮她存下来。想买的东西也都是放进购物车,过了三天再看,通常不那么想要了。周末出去玩,挑的都是不费钱的地方,爬山、踏青,“不会引起购物冲动”。

父母起初不支持她买房,但看她这样坚持,也拿出了40万积蓄。2016年,大家都在谈论房子,“买房跟买菜一样,靠抢”,中介门店里挤满了人,出来一波进去一波。

孙萌看了快半年的二手房,父母的积蓄,加上她攒的20万,踮踮脚刚刚够五环外一套两居室的首付款。尽管房子只有50平方米,售价150来万,但户型是她喜欢的,明厨明卫,有阳光时在家就可以晒被子。

只是看惯了老家120平方米起步的房子,孙萌爸妈看着北京的“老破小”眼里都是沮丧。李颖买房,也是想获得某种安全感。她今年33岁,大专毕业后,先去了福州的工厂,干了不到一年,又转去北京。那半年,她一半时间尝试融入,另一半时间在规划何处谋生。

独自一人时,李颖常会“胡思乱想”,想明天会在哪座城市,跟什么人在一起,“迷茫,不知所措”。打工的同事去了珠海,叫她一起,她不假思索就同意了。在珠海,她格外想家,想着老家28岁的女孩,大多结婚生子,而她“还一个人漂着”。但真回到老家县城,她又有些不自在。最终三十岁时,她去到了省会郑州做美容培训。培训的对象,常常是离异的单亲妈妈,或是老公出轨,净身出户的家庭主妇。学美容培训,她们为的是找份生计。

有时候看学员们情绪不佳,学东西迟钝,李颖忍不住悲观地想,“这些事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?生育后与职场脱节怎么办?”这些看似无解的问题,将她引向买房的决定。李颖跟男友提起一同买,但对方不同意,说还没有这个计划。

在郑州工作的三四年,她手里攒了几万元,剩下的十几万首付有朋友借的,也有问贷款APP借的。尽管每月工资还没捂热就都出去了,但她还是觉得,买房对她,是个加分项。

买房的底气

随着职场女性比例增加,女性在购房决策中越来越有话语权。中国妇女杂志社发布的2018年《女性生活蓝皮书》,对包括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在内的约4300名成年女性进行调查,发现她们的个人年收入超过了家庭收入的一半。

2013年,从东北一所“985”高校计算机专业毕业后,董静进入北京的互联网行业,正赶上互联网的“黄金十年”,起薪便是其他专业毕业生的1.5倍到2倍。

每逢周末、小长假董静都会出门旅行,她了解各大航空公司的会员日,也知道哪天买机票最划算。

2015年,董静获得北京买房资格,又赶上公司上市,股票变现,买房顺理成章被列入计划。只是北京房价高,她退而求其次选择了老家大连。

大连星海广场附近楼房。(资料图) 宋伟 摄

董静一家人住在房龄超过17年的老房子,搬进新房子一直是父母的心愿。这套房子,家里出了40万首付,她负责还每月9500元的贷款。

那时她税后收入11000元,还完房贷剩余的钱还不够交房租,只能吃股票变现的老本。想着迟早要存钱在北京买房,董静从回龙观商住两用的精装一室户搬家到沙河的简装房,通勤时间从1小时变为2小时,房租降了1500元。

她买房的决心很坚定,身边的女性朋友大多也是如此。“当买房是件努努力能做到的事,人就会有想法” 。

2018年2月,她攒够了在北京买房首付的钱,同时又感到一种新的危机:这是一个竞争激烈,更青睐年轻人的行业,35岁或许就面临失业的风险。这一年她30岁,犹豫要不要把手里的钱都投资房产。她估算了各种方案:买股票、期货、基金可能产生的收益;买房,首付比例多少抗风险能力最强;现金标准是多少。

最终,她还是选择了买房。北京东城区的一套一室户,公积金贷款120万,每月还贷5900元,小区正对朝阳公园,绿化很好。她仍然租住在西城区的互联网大本营附近,新房以月租4500元的价格租出去了,为的是“现金流更富余”。

现在,她很少为失业而焦虑,或者为自己不属于技术行业的天赋型选手而沮丧。“有了房子,好像更容易和自己和解。”

在遇到现在的先生之前,董静和前男友有过一段关于购房的不愉快经历。对方常暗示,女生婚前买房的负债会影响婚后生活质量。

2017年5月,在北京买房之前,两人去三亚旅行,男友看好了海南的一个楼盘,有政策优惠,适合投资。董静去到后,也很喜欢那个楼盘,价格又在承受范围之内,她想单独购入一套,却被男友极力反对, 对方指责她“一点不考虑两个人的共同财产”,如果董静在海南买房,短期内他们很难在北京买房。

最终,前男友独自投资了海南的楼盘,董静却没买成。

与前男友分开后,董静一度对结婚不抱幻想,直到遇到现在的先生。两人是同行,先生的房子买在老家省会郑州,考虑到以后孩子上学,两人打算近两年移居到杭州。他们又再次面临购房的选择。郑州的房子闲置,性价比赶不上在北京的房子,先生主动提出卖掉自己的房子,作为杭州买房的首付款。

2019年,孙萌也将婚前买的房子卖掉,先生家又凑了笔钱,在市区买了学区房。有了孩子后,或许不会把“你的”,“我的”分的很清,看的很重。安妮把新家布置成了安妮宝贝书里的模样,一个房间做主卧,另一个房间做侧卧和衣帽间,阳台兼做书房。

她喜欢园艺,新家里一口气种了20多盆花:多肉、吊兰、绿萝、朱顶红、昙花、令箭荷花、虎皮兰。于再不用跟别人共用客厅,书架贴墙而立,整整齐齐摆放着她的书。从前,它们只能被叠放进房间角落的纸箱子里,不见天日。

李颖的购物车里放着精心挑选的欧式家居,她喜欢留意商场里的沙发、碗柜、扫地机,想着家里放哪一块更好看,要怎么去配色。期房会在明年交付,那时李颖要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把父母接来,住进自己的房子。

(文中受访者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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